以下文章来源于建道筑格 ArchiDogs ，作者Mon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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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Design Excellence｜国际设计力量」 是建道筑格ArchiDogs全新专栏，精选国际建筑事务所，分享对谈其设计理念与践行路线。2022年11月18日，该专栏举办第一期活动OMA Talk线上分享会，OMA建筑事务所合伙人之一、亚洲地区负责人Chris van Duijn受邀参加。作为主讲嘉宾，Van Duijn发表题为“Light and Heaviness”（轻与重）的演讲，通过介绍其全球实践项目，分析OMA的设计价值与技术追求。
与会嘉宾包括马达思班建筑事务所合伙人、美国南加州大学建筑学院院长马清运，HyperSity工作室创始人史洋，以及坊城设计主持建筑师陈泽涛。
Van Duijn 将建筑的体量（Heaviness）与材料、空间特质（Light）的对比穿插在项目解说中，介绍其团队所负责的Alex Springer 新园区大楼、波尔图音乐厅、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改造，以及在建中的杭州未来新湖中心等五个项目，为与会者详细解读OMA团队在这些项目的设计与建造过程中的巧思与创新。
Courtesy of OMA / Photography by Marko Seif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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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鸣谢林再国工作室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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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新湖中心，中国杭州，2023
Photography by 文沛 Wenpei, Courtesy of 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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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A讲座结束后，现场进行了观众线上对Van Dujin的提问，以及嘉宾圆桌对谈。
观众提问
█ 1.您在讲座中提及在不同国家和城市所完成的项目，在项目推进过程中，您觉得这些地点有哪些区别？
Van Duijn： 作为国际化的建筑设计事务所，我们在世界各地进行实践。有意思的是，许多客户会因为我们是国际事务所，而要求我们创作有别于其本地风格的设计。通常我们会被要求设计创新的形式，或者参考客户在欧洲、中东等地看到过的视觉风格进行设计。不过事实上，OMA一直都对项目所处的本土文脉非常感兴趣。
很多项目的在地性是多层次的，尽管大家可能不会在第一时间注意到这种在地性。“在地性”可以包括从国家、城市、到街区各个尺度的特性，以及场地如何与其周边环境相呼应。以Axel Springer大楼为例，可以从它在柏林的背景这一角度进行解读“在地性”：场地与柏林墙的关系，体量的厚重感与柏林历史街区建筑的典型尺度相联系，以及它与德国白领的办公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可以从可持续发展或者未来科技公司的国际视野等角度对该设计的“在地性”进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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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el Springer 新园区大楼，德国柏林，2020
Photograph by Laurian Ghinitoiu, Courtesy of OMA
在理想情况中，多层次的“在地性”都能在项目中得以表达。杭州光棱（未来·新湖中心）就是一个例子: 最初的总体规划要求建塔楼, 但我们认为塔楼这种类型对于为年轻人打造有活力的工作场所来说并不理想。于是，我们和客户一起挑战这种类型，将明显的双塔楼，变成混合的、形式上相连的两栋塔楼。立面中两个坡面以及景观的朝向都是根据杭州的天气设计的。杭州多雨，但全年气候温和。在潮湿雨天，我们希望提供有遮盖的室外空间，这就是中庭空间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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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新湖中心，中国杭州，2023
P1&P2 Photography by 文沛 Wenpei, Courtesy of OMA
P3 Image by Boomimages, Courtesy of OMA
我们会在设计中融合两方面：一方面，我们会采取特定背景下不常见的建筑类型；另一方面，我们会从当地背景、当地文化，或者企业文化等角度出发进行设计，在项目中综合多层次的在地性。在这个层面上，我认为OMA事务所实际上非常重视在地性。
█ 2.您提到Springer新总部的设计是从德国传统办公场所向新时代的媒体办公场所过渡。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您认为不同国家的办公楼设计有何异同？
Van Duijn： 我们的团队研究过硅谷等地的创业公司所偏好的工作场所。在采访中，这些科技创新行业的工作者表示， 办公场所中物理距离上的接近对激发创新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科技领域的大多数突破和创新都不是在会议室里或坐在办公桌后面想出来的，它们往往诞生于公司内部、或不同人群之间交流的非正式时刻。相较于它所创造的虚拟世界， 硅谷首先是一个实体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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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el Springer 新园区大楼 多元办公空间，德国柏林，2020
Photograph by Laurian Ghinitoiu, Courtesy of OMA
我们努力把这种观念带入一些项目中。当然，这些办公楼项目的背景会很不同。因此解决方案也各不相同。
█ 3. OMA的建筑师如何应对客户持续要求改动设计的情况？
Van Duijn： 也许我的回答会让提问的观众好受一些，客户一直要求修改设计是很常见的情况。在项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请客户参与进来，培养他们对所做设计修改和推进的责任感。比起为了推进设计而与客户对峙，我们一直把客户当作项目中的合作伙伴。当建筑师和客户站在同一个层面、同一个视野进行对话，彼此之间的讨论会对设计很有帮助。修改设计不应该是自上而下的命令，会导致关系失衡。
也许我们和本地的设计公司所处的位置稍微不同，作为国际事务所来说，与客户沟通会更简单一些，不过并不是一直都这样简单。
嘉宾对谈
城市公共空间
史洋： 在您分享的项目中，公共空间和公众参与非常重要。比如先前提到的波尔图音乐厅和台北艺术表演中心，这些项目都体现出对公共区域的考量。央视总部大楼设计的优势之一是将其公共环路、城市广场与地下的地铁站相连，它应该是一座非常开放的建筑，但可惜的是，迄今没有达到很好的效果。 您认为在中国大陆的背景下，强调公共区域的设计策略是否合适？
Van Duijn: 是的，可以看到OMA许多项目都体现出建筑与城市的交织。大部分建筑师都有些理想主义色彩，希望看到更多人能享受到我们所设想的空间，所以我们许多项目中都有公共区域。
波尔图音乐厅，葡萄牙波尔图，2005
© Philippe Ruault, Courtesy of OMA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中国台北，2022
Photograph by Chris Stowers, Courtesy of OMA
的确，结果并不总能如我们所愿，比如央视总部。这个项目是2002年设计的。当项目完工、大楼开幕时，世界已经变了。2012年之后，公共环路也没有开放，目前是作为给贵宾使用的环路。但事物总是在发展的，也许几年后，情况会发生变化，它会以某种方式向公众开放。这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
央视总部大楼
© OMA by Philippe Ruault
不过我必须指出， 这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 。全球的情况都发生了变化。以Springer大楼为例，2011年我们进行设计时，把建筑的一层和屋顶露台作为完全向公共开放的区域。这也带来了争议，为了使其得以实现，我们增加了管理预算。不幸的是，在此之后，欧洲发生了一些袭击事件，例如巴黎的《查理周刊》事件。这意味着Springer这样知名度很高的媒体公司需要大大提升安保级别。现在访客进入Springer大楼的时候需要登记，接受身体扫描等安检措施。
世界变了。这不代表共享公共区域不再可行，不过这的确意味着我们需要改变预期。 我们一定会继续探索如何消弭私人和公共区域之间的界限 ，这是我们面临的挑战之一。另一方面，我们会避免落入窠臼。
OMA的亚洲实践
陈泽涛： 您演讲的题目中提到“重”与“轻”，很多项目实际上很重，但看起来都很轻，有很独特的结构创新。比如央视总部大楼有75米长的悬挑，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裙楼“漂浮”在36米的高空，杭州光棱的结构也很独特。 是不是在亚洲比在欧洲更容易做到结构创新？
Van Duijn: 关于重与轻，你提到的央视总部大楼和深交所大楼这两个项目都只能在当时的中国建成。 这些项目是个例，我不认为可以在其它地方复制同样的激进形式。 甚至使结构获得中央电视台的批准，通过专家委员会审批，都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这种形式没有先例。但由于人们观念开放，使这个项目得以建成。大家和我们一样好奇这个结构能不能实现。
这和我之前的评价有关，在中国可以办成很多事。就技术和专业知识而言，它们肯定也可以在欧洲和美国建造，但风险更大。我认为， 要实现这些项目，需要遇到真心想实现这种设计的客户，以及能够接受中央电视台这样的设计的政府机构 ，这在当下的欧洲是不可能的。现在欧洲各方面都变得越来越保守。
在这个层面上，结构方面的挑战是有益的。作为一个国际化的设计公司，我们和各国的工程师合作，不仅有世界通用的工程专业技能，也与当地的工程师合作。我们需要通过这样的合作来实现这些项目。
Van Duijn: 你们认为中国建筑目前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这些年中国的建筑行业经过了长足发展，在传统设计院之外，新一代的设计事务所开始出现，就像各位创办的事务所。行业的整体面貌发生了剧变。你们认为在现在的背景下， 像OMA这样的国际事务所提供在建筑设计多样性方面能发挥什么样的角色？
史洋： 也许有两个方向。第一，多参与小项目的实践，和先锋实验建筑师多交流，尝试建立新的叙事，重新打开面向学院派的窗口。比如您可以增加在媒体上的曝光，就像今天这样，介绍设计概念、设计创新，可以面向公众，也可以在大学里与学院派交流。
OMA也需要和其它大型设计公司一起竞争大尺度项目。OMA在中国大陆丢失了不少重要项目，在央视总部和深交所之后，在大陆市场里就没有重要的作品建成了。我认为这对您来说也是一个问题。
Van Duijn: 我得承认，我们曾经在某一时刻势头减弱了，但现在我认为目前我们已经恢复了势头。近两年内，有许多项目会完工，我们也能分享更多的工作。我认为在公众场合面对媒体发言之前，我们得准备一些值得介绍的项目，这通常需要时间。客户并不总是允许我们在项目早期阶段进行展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最近几年没有受到那么多关注的部分原因。但我们仍在继续。也许2023年，我们可以向更多的观众做汇报。
OMA的企业文化
史洋： OMA的组织架构在过去几年中有所变动，由库哈斯一人主导的领导层转变为同一框架下的数个独立事务所。您认为事务所在这种转型中需要保留多少OMA的传统？从OMA传统中需要继承的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
Van Duijn: 没有在OMA工作过的人可能会比较难理解你刚才所提的变化。OMA早期的情况和现在不同。1996年的时候，我开始在OMA工作，当时OMA接的项目很少，只有40名员工，库哈斯易于领导。而现在我们有超过三百名员工，每天要推进60到80个项目，完全不可能由一个人来负责公司运营和领导项目。
过去二十年中逐渐发展的合伙人制，其实在早年间就已写入在OMA的基因中。在事务所只有40名员工的时候，库哈斯就营造了一种充满创造力的工作环境，对客户和惯例发起挑战。这种工作环境只有当大家不分职位、都为项目出力时才能实现。有人说实习生可以带来最好的创意，甚至能用在最终的设计中。这种观念、文化和思维方式伴随着事务所规模的壮大而不断发展。我们的语言也变得多元化。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库哈斯是事务所唯一做设计的天才”这种情况早在二十多年前就不存在。
也许大家希望看到“只有一个人代表事务所，一个人的名字能代言公司”这种更酷的情况，但我们是合伙人制的一个集体，包括八位非常不同的合伙人。不同的合伙人有不同的兴趣和品质。设计的项目根据负责人的不同也有差异，项目所在的不同地区会带来不同的机遇。
Chris van Dujin在工作室
© Koen Samson - Het Videobureau
OMA香港工作室工作场景
© Koen Samson - Het Videobureau
展望行业未来
陈泽涛： 现在全球都因疫情显得不景气。很多学生、年轻一代建筑师在找寻新的出路，寻找未来建筑设计的方向。 您对年轻人有何建议？
Van Duijn: 我认为，我们要持续保持对当下所发生事件的批判态度，同时专注于某项议程。 当下最主要的挑战之一是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比如说，在亚洲，这方面还缺乏实际行动，实际可以做成更多。
时代已经变了。完全以汽车交通为基础的城市发展不再是可持续的方向。在疫情之后，人们对城市宜居性的看法也改变了。我认为， 我们必须从根本上重新思考现行的城市规划模式。
中国仍然是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国家，速度很快，增长巨大。欧洲城市现在已经停止扩张了，只是在变得更密集。 中国仍然拥有巨大的机遇，成为城市规划的领导者，引领改变 ，成为其它国家的学习榜样。我认为这是中国的优势，应当在议程中得到更多重视。 如果中国在未来几年内能向在城市规划方面迈出一大步，那会非常棒。在宏观大尺度层面的思考可以带来巨大的改变。
专栏策划｜ Monica
视觉设计｜ Zoe
发文编辑｜ Mir
审核编辑｜ Mir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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